直到6个月前，多数亚洲国家还能为高增长、低通胀而自豪。这项纪录令世界其它地区在敬重的同时，又不乏一丝嫉妒。

当时，整个地区的主要担忧是，北大西洋两岸的信贷危机会如何危害亚洲的出口拉动型经济体。人们期望，亚洲内部需求的增长，将缓解美欧经济放缓的影响，而且，无论如何，其它地区减弱的需求都会抑制价格压力的上升。

譬如，在印尼去年12月降息时，政策制定者清楚地知道自己认为危险何在。印尼央行副行长哈塔迪·萨尔沃诺(Hartadi Sarwono)表示：“政府已采取措施抑制通胀，我们无须担忧。”

但是，这些考量都被抛出了预期的轨道。事实证明，亚洲经济体承受的最大外部冲击来自通胀，而非美国消费需求降低。随着通胀率持续不断地上升，人们开始担心，亚洲各政府缺乏能力——更重要的是缺乏政治意愿——来阻止更高的国内和进口价格破坏其经济。

危险范围相当广泛，很难被人们所夸大：基本商品价格超出亚洲最贫困人群的承受能力可能引起政治动荡，而各国政府被迫过晚采取激进措施来抑制持续通胀，则可能引发新一轮的经济崩溃。

亚洲各国政府两难困境的核心是一对基本矛盾。经济学家和西方的政策决定者明白，抵御通胀压力的现代方式是降低经济增速，进而造成一定程度的经济不安全感，这样，企业和员工在抬高价格和工资时会三思而后行。但亚洲各国政府相信，它们得到支持的基础是经济的快速增长。过去10年，这种快速增长让亚洲地区的生活水平稳步向欧洲和北美*拢。

自1994年以来一直是石油净进口国的中国两周前宣布，消费者价格通胀有所回落，但这只是亚洲地区数月以来在物价方面一条很小的好消息。作为一个整体，发展中亚洲地区4月份的消费者价格通胀率达到7.5%，接近9年半以来的最高点，是去年同期3.6%的两倍还多。例如，在4月和5月之间，巴基斯坦折合成年率的通胀率从17.2%上升至19.3%。美世咨询公司(Mercer)两周前预测，由于高技能员工短缺，到2011年以前，印度的工资会以每年15%的速度上涨。

摩根大通(JP Morgan)中国证券市场部主席李晶(Jing Ulrich)认为，即便在中国，随着投入成本继续攀升，政府管制的能源价格同世界价格的差距扩大，更高的潜在通胀仍是一个“持续性担忧”。

亚洲的通胀问题并不是孤立的。从华盛顿到法兰克福，发达国家的央行都在着手应对不断上涨的物价。主要的新兴市场也纷纷效仿：巴西央行自4月以来一直在不断加息，土耳其央行最近将其2009年通胀目标上调了近一倍。

虽然通胀上涨的大致原因在全球是相同的，即高涨的能源和食品价格，但亚洲在两方面是与众不同的。首先，与进口亚洲制造品的发达经济体不同，在许多亚洲经济体，基础营养在国内支出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，因而更容易受到食品价格上涨的影响。在韩国，消费者价格通胀的14%由食品构成，但中国和印度则分别达到33%和57%。

其次，多数经济学观点认为，亚洲国家正在为多年来难以维系的汇率和货币政策付出代价。在1997-98年亚洲金融危机过后，亚洲多数国家付出了极大的努力（至少最初是如此），以降低和稳定汇率，促进投资及经济增长。

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·蒙代尔(Robert Mundell)的一个标准经济理论提出，经济政策中存在“三元悖论”(“impossible trinity”)，即没有哪个国家能在实现资本自由流动的同时，既控制汇率，又控制货币政策。他证明，三个目标中只能实现其中的两个。另外，由于亚洲式的开放经济体侧重贸易，欢迎外国投资，要控制资本流动很难，因此通常只能在控制本国货币环境与维持汇率的稳定之间做出选择。

虽然中国等国家严密地控制着汇率，但它们却难以维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。为了“冲销”巨额贸易顺差导致的经济体内资金的注入，它们会向银行系统出售债券，让部分资金退出流通。不过，这类政策绝非完美。

亚洲一直试图让“三元悖论”成为可能的证据比比皆是，无论是核心通胀率的上升、外汇储备的大幅增长，还是亚洲持续处于低位的汇率水平和居高不下的贸易顺差。国际清算银行(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)副总经理赫维·汉努恩(Hervé Hannoun)去年在一篇论文中提出：“过去10至15年，多数亚洲国家的实际汇率都在贬值，这实在不可思议。”

但是，随着美联储(Federal Reserve)大幅降息，“三元”之间的紧张局势得以加剧。美国的低利率促进了资本流向亚洲，对汇率构成上行压力。结果在应对通胀方面，通常重视不让货币局势恶化的亚洲央行不够积极。实际上，它们从美国进口了宽松的货币环境。

瑞银(UBS)表示，在不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地区，平均实际利率——名义利率减去通货膨胀率——已经为-1.7%，远低于10年前亚洲金融危机前后的水平。随着油价向每桶140美元攀升，能源进口国的通胀率也急剧上升。瑞银经济学家邓肯·伍尔德里奇(Duncan Woolbridge)警告说，“政策收紧的失败应意味着，目前的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将转变成一场持久的通胀”。

鉴于亚洲过去10年的成功及其对稳定的汇率的依赖，其沉默的货币政策回应情有可原。但是，随之而来的通胀率的上升——这个问题本身就需要解决——同样会带来严重的预算和政治难题。

在财政方面，由于亚洲的石油产量已降至进口量的三分之一，能源补贴将使各国财政趋于紧张。中国也许有足够的财力，可以不紧急削减燃料补贴——就政治意愿而言，在8月北京奥运召开之际，中国也不愿冒社会动荡的风险。然而，在财政收支方面，也仅有中国能有此财力。过去一个月，有7个亚洲国家的财政部提高了燃油零售价格，其中，马来西亚采取了可以说是最为大胆的举措，提价幅度达到40%。

政客们也未能免受波及。四面楚歌的韩国总统李明博(Lee Myung-bak)两周前将此次“资源危机”比作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和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。在马来西亚，执政联盟在今年的大选中因严峻的种族对立局势而大伤元气。印度和印尼政府都在为来年直面对通胀尤其敏感的选民做准备。除了加息，两国政府最近都采取了一些象征性姿态，例如呼吁政府部长减少出行以节约燃料。

在其它地区，通胀率约为20%的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都爆发了暴动。在尼泊尔，在人们走上街头抗议油价上涨的同时，反政府势力也在试图成立一个联合政府。

通过削减燃料补贴，亚洲各国政府正在听从国际社会的建议，将能源和食品的实际成本转嫁给消费者，从而抑制需求。然而，这类政策的实施具有难度，特别是在那些没有广泛的社会保障体系、因而将价格管制作为补偿穷人的替代措施的国家。各央行都在升息，虽然幅度跟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。

对央行官员而言，对通胀的任何处置不当，都可能损害他们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重建的信誉。亚洲开发银行(Asian Development Bank)首席经济学家艾弗兹·阿里(Ifzal Ali)说道：“难以维系的明补和暗补造成的被压抑的通货膨胀已全面凸现，解决这个问题刻不容缓。”

“大多数央行和政府都非常清楚其中的利弊，也知道怎样做才是正确的，”他补充道。“问题在于，忍耐短期痛苦所付出的政治代价非常高昂。”

但根据三元悖论，任何选择都不容易。事实上，亚洲通胀率上升的后果之一，就是削弱汇率稳定的基础。亚洲商品价格将会上升，这与汇率提升对亚洲经济体和出口前景的影响将完全一致。

因此亚洲面临的风险是，它正在进入下一轮经济动荡的前夜。若没有足够的政策回应，为维持生活水平快速提高而忍受的持续通胀，日后可能会迫使各国采取更严厉的措施，进而引发亚洲地区在过去10年所竭力回避的经济不稳定。

共产党执政的越南一直在大幅升息——两周前将利率上调2个百分点，至14%的亚洲最高水平——但鉴于其通胀率已高达25%，越南控制通胀的失败表明，它正“承受典型的不当政策组合引起的资本外逃的后果，”法国兴业银行(Société Générale)亚洲首席经济学家马博文(Glenn Maguire)表示。

对世界其它地区而言，潜在后果同样令人担忧。虽然在高通胀降低了亚洲地区竞争力的世界中，贸易失衡会缓解，但这也会增加美国及欧洲的价格压力，进一步挤压已经缩水的实际收入水平。

那正是警告声音比以往都更为响亮的原因。正如摩根士丹利亚洲(Morgan Stanley Asia)董事长斯蒂芬·罗奇(Stephen Roach)两周前为英国《金融时报》撰稿时所写的那样（见英国《金融时报》中文网6月17日文章《中国向全球“出口”滞胀？》），目前的风险是出现新一轮全球滞胀（经济停滞与高通胀并存），而这一次是“亚洲制造”。